〈善良的女匪吳珍子〉
1950年，我軍於甘肅逮捕一名女匪首，沒想到她竟是失散14年的紅軍排長。當戰士們把她押進團部時，她袖口磨破處的補丁裡，還縫著半塊褪色的紅布條。此女名叫吳珍子，曾是紅四方面軍的排長。
團部裡，剛從老紅軍轉任的副政委李保山，端著搪瓷缸子的手驀地停在半空——那紅布條是當年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團的“認親標記”。只有排級以上的女兵，會從綁腿上撕下一小塊斜紋紅布，縫在袖口，既是帶兵的憑證，也是與戰友相認的暗號。他上前兩步，盯著吳珍子顴骨上的淺疤問道：“倪家營子那仗，你是不是用紡車軸砸過馬匪的馬腿？”
原本耷拉著眼皮的吳珍子，猛地抬起頭，帶著沙礫般硬氣的川音說道：“是我。那天子彈打光了，我看著指導員抱著手榴彈往馬群裡衝，便把綁腿布撕下來塞進袖子裡——想著就算死，也得留點兒紅軍的印記。”
沒人知曉她從“紅軍排長”淪為“女匪首”的14年，是在多少艱難困苦中熬過來的。1936年西路軍過黃河，婦女團兩百多名女兵堅守倪家營子的土圍子。吳珍子最後一次吹集合哨時，牙齒凍得打戰，綁腿布硬得像鐵片。馬匪衝進來時，她鑽進雪窟窿裡昏了過去，醒來時身邊只剩戰友凍僵的手。她緊攥著那截紅布，爬了三天三夜才爬出戈壁。一路討飯到甘肅臨洮時，棉褲都凍在腿上脫不下來。
她不敢回四川老家，村裡的保長還貼著“通緝紅軍婆姨”的告示；也找不到八路軍隊伍，西安辦事處的檔案裡，她早被標註為“西路軍失蹤人員”。沒有戰友作證，沒人敢收留一個渾身是傷的陌生女人。她在辦事處門口盯著紅星燈籠看了三天，最後把討來的窩頭分給流浪的孩子，攥著紅布條朝祁連山走去。那裡是她戰鬥過的地方，至少馬匪的眼線沒那麼多。
昏倒在山坳時，三個被馬家軍搶光牛羊的牧民把她拖進山洞。她醒來後，先摸袖口的紅布條還在，接著嚼碎蒲公英，敷在牧民凍爛的腳指頭上。沒過兩個月，山洞裡聚了二十多個走投無路的人，有逃壯丁的後生、被地主燒了房子的老漢，還有兩個和她一樣逃出來的西路軍散兵。大家推舉她當頭，並非因為她能打，而是她在雪地裡說：“要活就活得像個樣——不搶窮人一粒糧，不害孩子一根毫毛，只找那些把糧食埋在地窖裡哄抬物價的黑心人。”
鎮上的地主對她恨之入骨，向縣府遞狀紙稱“女匪作亂”，可山腳下的老鄉都偷偷叫她“吳大姐”。張寡婦難產那天大雪封山，是吳珍子揣著草藥摸黑走了二十裡山路。孩子出生時，她凍得說不出話，只盯著娃的紅肚兜笑。有個小年輕偷了老鄉的雞蛋，被她用槍托砸得胳膊腫了七天，她罵道：“紅軍教你保護人，不是害人，忘了就滾。”她當“匪首”的五年，搶來的糧食一半埋在山路口的草堆裡。誰家斷糧，插根帶紅繩的樹枝，第二天就能拿到半袋玉米麵。
後來李保山派戰士進山查訪，十個老鄉有九個抹著眼淚拿出乾糧說：“這是吳大姐去年送我的炒麵，要不是她，我孫兒早餓死在雪地裡！”加急電報發到蘭州軍區，三天後，一位當年婦女團的倖存指導員坐著卡車趕來，一進門就握著吳珍子的手腕哭了起來。她手腕上的燙傷疤，是1935年煮硝製藥時被鍋燙的，這是只有她們倆知道的記號。
吳珍子撫摸著袖口的紅布條，突然蹲在團部的土灶邊落淚，她不是怕受罰，而是聲音顫抖地說：“我沒丟這個，每晚都摸一摸，就像還在隊伍裡喊‘齊步走’。”組織最後核實，她手上沒有一條無辜人命，反而救過十七個老鄉，便讓她留在臨洮縣當婦女主任。她特意把那截紅布條縫在新做的藍布褂子領口，開會時摸一摸，腰桿挺得更直。
有人說她“當過匪就是汙點”，可誰見過帶著紅軍標記當“匪”的人？誰見過把搶來的東西都分給老鄉的“匪首”？這截褪色的紅布條不是什麼秘密暗號，而是一個紅軍戰士陷入絕境時，緊握在手心不曾放棄的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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