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林品質大觀園

從吳念真的身世看賴皮寮

 鄉愁的苦澀、成長的記憶、青春的眷戀、原來生命就是生活。

------吳念真

〝以後嫁人！千萬不要嫁給礦工。〞

「大粗坑」是一個礦村，坐落在九份與猴硐之間的山谷裡，1894年發現位於大粗坑山的礦脈，因礦體形似金瓜，得名「小金瓜露頭」。

在民國五、六十年代，因採金礦業成為全台最繁華村落之一，與金瓜石、九份合稱「瑞芳三大金都」，昔日九份別稱「小上海」，大粗坑則有「小美國」之稱，大粗坑最繁華的時候，有高達四百戶和三千居民居住在此，是探訪名作家兼導演吳念真的故鄉和「多桑」電影的拍攝場景。

「他大部分的事，我都是聽其他人說。」「儘管我們一輩子說不到兩百句話」。

父親，另一個吳念真終生懷念的人，回想父親，吳念真慨嘆交談太少，亦為父親的命運而嘆息，1940年代浪漫的15歲男生離開家鄉嘉義，前往九份尋掘金夢，惟欠缺運氣，半生當礦工。

當時最恐怖的事是村里拉響警報，廣播上播放哪個井發生礦難，隨後教室門口就會出現一個穿得像“死神”一樣的人，叫著死難家屬的孩子，“XXX，來送送你的爸爸。”

1975年前後，因為礦脈衰竭，礦工生活無以為繼，全村陸續搬空之後，全家被迫搬離大粗坑，小村沒落。

大粗坑大約光緒16年(1890年)發現大粗坑砂金，到民國68年(1979)最後一戶遷出後，在此前後長達90年的歲月，瑞芳鎮「大山里」這三個字就被新北市行政單位給永遠除名了。

吳念真曾在其著作中回憶說：〝大家見面，回憶依然是主題。回憶有淚水的滋潤，也有微笑的撫慰，見面的話題雖然老是重複，卻老是有新意，特別是有外人在場，媽媽們個個都人來瘋似的數落著當年大家不約而同大著肚子上工的事。

說我出生的那一年是龍年，大粗坑兩百多戶，那一年男男女女一共生了五十三個等等這類對別人無意義、對她們來說是難忘的生命記憶的事。〞

------吳念真：「我想講的，是大家都能聽得懂的故事。」

以前爸爸做礦工老是被石頭壓到，沒辦法工作，在生活最困難的時候，媽媽就會去相命，電影裡面也是這樣。

或是男主角腳踏車丟了之後，就跑到餐廳裡面，叫一頓最好吃的——這個我也經歷過，爸爸要湊錢帶我看病，到當鋪去當錶，他開的價格當鋪不接受，我爸爸就大罵：「我不是乞丐，是要當東西、不是來借錢！」

乾脆不當了，直接帶我去麵店吃晚餐，竟然叫最貴的什錦麵，是一種「欲死嘛愛食乎飽」的感覺。

會拍《多桑》是因為我爸爸在1990年死掉，那年他大概62歲。

礦工老了都會有職業病「矽肺」，我爸爸最後是從加護病房開窗跳下去。

對我來說，那種痛是別人沒辦法理解的，而且我是長子，要去安排所有後事，全部的事情處理完，才開始去傷心、去回想跟爸爸之間的關係。

我想人都是這樣，很悲傷的時候回想起的都是好笑的事。

我爸爸是受日本教育的，一生受到很多文化衝擊，基本上是歷史的孤兒，也因為這樣，跟他之間有很多好玩的對話。

記得我初中畢業、要來台北工作之前，他跟我講兩句話：「欲做牛，毋驚無犁通拖。」意思是說去吧，沒關係；

第二句是說：「書念再多也不一定有用，像我們あ、い、う、え、お，一暝去抵著ㄅ、ㄆ、ㄇ。」

大家都說《多桑》是拍我爸爸的故事，其實不是，我想講的是受日本教育的那一代人，跟下一代之間的隔閡。

講這些故事給朋友聽，他們問我要不要寫下來，我寫完之後問侯孝賢要不要拍，他看一看跟我說：「自己的爸爸自己拍。」

因為也有人有興趣出資，我想就把它拍下來吧，才開始當導演。

我還問侯孝賢：「如果拍一拍不會怎麼辦？」

他說：「朋友再跳下來幫忙就好。」

就這樣就很勇敢地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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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有篇短文「頭家返鄉」，寫他故鄉的「老頭家」，228事件時被抓去關，家產全部充公的煤礦主，1959年回到煤礦來看大家，豪情又浪漫，照顧老弱婦孺，這就是吳念真心中的英雄。

「頭家返鄉」

有關“老頭家”的故事好像從有記憶開始就斷斷續續地聽大人們說着，雖然不清楚他到底是誰，不過倒記得大人講起他的時候經常都是一副敬仰的神情。

大人們說老頭家是嘉義人、美男子、有才情、留學日本……說他娶了當時大家公認的嘉義第一美女；說娶親那天有喫醋的情敵躲在路邊用泥巴丟新娘的轎子，而有個懂命理的大師看到沾滿泥巴的轎子就鐵口直斷“新郎婚後一定發大財，因爲新娘帶了田土來”！

他們說大師真準，因爲老頭家從嘉義到九份以振山公司的名義承租採礦權，不久之後就挖到金脈，根據我祖父的描述是“賺到的錢三代喫不完”！

那老頭家現在在哪？噓，不能說。

祖父講起老頭家就像在講一個心儀的英雄、一個古代的俠客，浪漫又豪放。

他說有一年的尾牙，老頭家要獎賞礦工，而當時是老臺幣，不值錢，鈔票的面額大到令人傻眼。

祖父說老頭家用卡車載了不知道幾百麻袋的鈔票回來，在事務所裏頭把所有錢都倒出來，大小面額全混在一塊兒，像一座山。

工人下工後在事務所排一排，祖父說老頭家好像喝了一點酒，臉紅紅、笑眯眯，手上拿着一個竹畚箕，要大家脫下上衣當容器，不管工人的層級是師傅還是最低階的運土工，只問：幾個小孩？然後一個小孩兩畚箕，三個小孩四畚箕，沒有小孩的一畚箕……至於一畚箕到底多少錢，大家憑運氣。

祖父說：“全臺灣的歷史上，這款頭家你找不到第二個。”

一九五九年的秋天，村子裏忽然一陣騷動——老頭家終於要回來了！

就如同準備迎接盛大的祭典一般，全村開始鋪路、清理環境、大掃除；接着所有電線杆和牆壁上到處貼着“歡迎劉老闆返鄉”的紅紙。

當時小學二年級的我才明瞭或許大人嘴裏常說的“老頭家”其實應該是“劉頭家”才對。

劉頭家回來的那一天，全村停工、停課，家家戶戶都準備長串的鞭炮，然後一大早所有人就站在門口望向山腰上102號公路往村子的岔口處。

那天早上祖父才跟我說，劉老闆二二八事件之後就被抓去關了，財產全部充公。

說劉老闆在監獄裏很得人望，說只要有人要被槍斃，他都會幫他買一件全新的白襯衫給他們換上，說臺灣人要走也要走得乾淨、走得有體面。

祖父說，事務所的職員這十幾年間沒有人離開，由於老闆不在，所以他們的薪水都不是“領取”，而是用另一個名詞替代，叫“借支”。

祖父說這叫情義，這種情義臺灣人才瞭解。

村子裏的鞭炮從劉老闆的車子出現在山腰上開始響起，一串接一串，到他下車跟好多人握手、擁抱，一直到被全村的男人擁進設在學校操場的歡迎式場時還沒停。

劉老闆給大家帶來小禮物，一個特別設計的紙袋，裏頭有一包健素糖、一打鉛筆、一把十五公分的塑膠尺以及一本筆記本，每戶以小孩的數量爲單位，一個小孩發一袋。

那天中午全村的餐會前，他講了一段很長很長的話，我坐在圍牆上遠遠地聽着，有一段話至今依然記憶深刻，他說：

“……我知道大家生活都不好過，不過，無論如何，再艱苦也要讓小孩讀書，有讀書纔有知識，有知識才有力量！”

我記得這段話一如祖父一輩子都記得劉老闆俠客般的豪情與浪漫。

劉老闆的名字叫劉明，或劉傳明。美男子。嘉義人。

劉明果然是一條好漢，賴清德應當以他為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