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愧山西
余秋雨〈抱愧山西〉精彩片段：
我在山西境內旅行的時候，一直抱著一種慚愧的心情。
長期以來，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國特別貧困的省份之一，而且從來沒有對這種看法產生過懷疑。也許與那首動人的民歌《走西口》有關吧，《走西口》山西、陝西都唱，大體是指離開家鄉到“口外”去謀生，如果日子過得下去，為什麼要一把眼淚一把哀歎地背景離鄉呢？也許還受到了趙樹理和其他被稱之為“山藥蛋派”作家群的感染，他們對山西人民貧窮的反抗的描寫，以一種樸素的感性力量讓人難以忘懷。當然，最具有決定性影響的還是山西東部那個叫做大寨的著名村莊，它一度被當做中國農村的縮影，那是過份了，但在大多數中國人的心目中它作為山西的縮影卻是毋庸置疑的。滿臉的皺紋，沉重的橛頭，貧瘠的山頭上開出了整齊的梯田，起早摸黑地種下了一排排玉米……最大的艱苦連接著最低的消費，憨厚的大寨人沒有怨言，他們無法想像除了反復折騰腳下的泥土外還有什麼其他過日子的方式，而對這些乾燥灰黃的泥土又能有什麼過高的要求呢？
直到今天，我們都沒有資格去輕薄地嘲笑這些天底下最老實、最忠厚的農民。但是，當這個山村突然成了全國朝拜的對象，不遠千里而來的參觀學習隊伍浩浩蕩蕩地擠滿山路的時候，我們就不能不在形式主義的大熱鬧背後去尋找某種深層的蘊涵了。我覺得，大寨的走紅，是因為它的生態方式不經意地碰撞到了當時不少人心中一種微妙的尺度。大家並不喜歡貧困，卻又十分擔心富裕。大家花費幾十年時間參與過的那場社會革命，是以改變貧困為號召的，改變貧困的革命方法是剝奪富裕為了說明這種剝奪的合理性，又必須在邏輯上把富裕和罪惡劃上等號。結果，既要改變貧困又不敢問津貧困的反面，只好堵塞一切致富的可能，消除任何利益的差別，以整齊劃一的艱苦勞動維持住整齊劃一的艱苦生活。因為不存在富裕，也就不存在貧困的感受，與以前更貧困的日子相比還能獲得某種安慰。所以也就在心理上消滅了貧困；消滅了貧困又沒有被富裕所腐蝕，不追求富裕卻又想像著一個朦朧的遠景，這就是人們在這個山村中找到的有推廣價值的尺度。
當然，一種封閉環境裡的心理感受，一種經過著力誇張的精神激情，畢竟無法掩蓋事實上的貧困。來自全國各地的參觀學習者們看到了一切，眼圈發紅，半是感動半是同情。在當時，大寨的名聲比山西還響，山西只是大寨的陪襯，陪襯出來的是一個同樣的命題：感人的艱苦，驚人的貧困。直到今天，人們可以淡忘大寨，卻很難磨去這一有關山西的命題。
在上一世紀乃至以前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中國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像的那些地區，而竟然是山西！直到本世紀初，山西，仍是中國堂而皇之的金融貿易中心。北京、上海、廣州、武漢等城市裡那些比較像樣的金融機構，最高總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遙縣和太谷縣幾條尋常的街道間，這些大城市只不過是腰纏萬貫的山西商人小試身手的碼頭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許多天文數字可以引證，本文不作經濟史的專門闡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國商業領域，人數最多、資本最厚、散佈最廣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國排出最富的家庭和個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業回鄉的各路商家中，攜帶錢財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其實，細細回想起來，即便在我本人有限的所見所聞中，可以驗證山西之富的事例也曾屢屢出現，可惜我把它們忽略了。便如現在蘇州有一個規模不小的“中國戲曲博物館”，我多次陪外國藝術家去參觀，幾乎每次都讓客人們驚歎不已。尤其是那個精妙絕倫的戲台和演出場所，連貝聿銘這樣的國際建築大師都視為奇跡，但整個博物館的原址卻是“三晉會館”，即山西人到蘇州來做生意時的一個聚會場所。說起來蘇州也算富庶繁華的了，沒想到山西人輕輕松松來蓋了一個會館就把風光占盡。要找一個南方戲曲演出的最佳舞臺作為文物永久保存，找來找去竟在人家山西人的一個臨時俱樂部裡找到了。記得當時我也曾為此發了一陣呆，卻沒有往下細想。
又如翻閱宋氏三姐妹的多種傳記，總會讀到宋靄齡到丈夫孔祥熙家鄉去的描寫，於是知道孔祥熙這位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也正是從山西太谷縣走出來的。美國人羅比·尤恩森寫的那本傳記中說：“靄齡坐在一頂十六個農民抬著的轎子裡，孔祥熙則騎著馬，但是，使這位新娘大為吃驚的是，在這次艱苦的旅行結束時，她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聞的最奢侈的生活。……因為一些重要的銀行家住在太谷，所以這裡常常被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我初讀這本傳記時也一定會在這些段落間稍稍停留，卻也沒有進一步去琢磨讓宋靄齡這樣的人物吃驚、被美國傳記作家稱為“中國的華爾街”，意味著什麼。
我知道，首先該找的是平遙西大街上中國第一家專營異地匯兌和存、放款業務的“票號”－－大名鼎鼎的“日升昌”的舊址。這是今天中國大地上各式銀行的“鄉下祖父”，也是中國金融發展史上一個里程碑所在。聽我說罷，大家就對西大街上每一個門庭仔細打量起來。這一打量不要緊，才兩三家，我們就已被一種從未領略過的氣勢所壓倒。這實在是一條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連不斷，森然的高牆緊密呼應，經過一二百年的風風雨雨，處處已顯出蒼老，但蒼老而風骨猶在，竟然沒有太多的破敗感和潦倒感。許多與之年歲仿佛的文化宅第早已傾坍，而這些商用建築卻依然虎虎有生氣，這使我聯想到文士和商人的差別，從一般意義上說，後者的生命活力是否真的要大一些呢？街道並不寬，每個體面門庭的花崗岩門坎上都有兩道很深的車轍印痕，可以想見當日這條街道上是如何車水馬龍的熱鬧。這些車馬來自全國各地，馱載著金錢馱載著風險馱載著驕傲，馱載著九州的風穀和方言，馱載出一個南來北往經濟血脈的大流暢。西大街上每一個像樣的門庭我們都走進去了，乍一看都像是氣吞海內的日升昌，仔細一打聽又都不是，直到最後看到平遙縣文物局立的一塊說明牌，才認定日升昌的真正舊址。一個機關佔用著，但房屋結構基本保持原樣，甚至連當年的匾額對聯還靜靜地懸掛著，我站在這個院子裡凝神遙想，就是這兒，在幾個聰明的山西人的指揮下，古老的中國終於有了一種專業化、網絡化的貨幣匯兌機制，南北大地終於卸下了實銀運送的沉重負擔而實現了更為輕快的商業流通，商業流通所必需的存款、貸款，又由這個院落大口吞吐。我知道每一家被我們懷疑成日升昌的門庭當時都在做著近似於日升昌的大文章，不是大票號就是大商行。如此密麻的金融商業構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務系統來配套，其中包括適合來自全國不同地區商家的旅館業、餐飲業和娛樂業，當年平遙城會繁華到何等程度，我們已約略可以想見。
平遙西大街是當年山西商人的工作場所，那他們的生活場所又是怎麼樣的呢？離開平遙後我們來到了祁縣的喬家大院，一踏進大門就立即理解了當年宋靄齡女士在長途旅行後大吃一驚的原因。與我們同行的歌唱家單秀榮女士說：“到這裡我才真正明白了什麼叫富貴。”其實單秀榮女士長期居住在北京，見過很多世面，並不孤陋寡聞。就我而言，全國各地的大宅深院也見得多了，但一進這個宅院，記憶中的諸多名園便立即顯得過於柔雅小氣。進門一條氣勢宏偉的甬道把整個住宅劃分成好些個獨立的世界，而每個世界都是中國古典建築學中歎為觀止的一流構建。張藝謀在這裡拍攝了傑出的影片《大紅燈籠高高掛》，那只是取了其中的一些角落而已。事實上，喬家大院真正的主人並不是過著影片中那種封閉生活，你只要在這個宅院中徜徉片刻，便能強烈地領略到一種心胸開闊、敢於馳騁華夏大地的豪邁氣概。萬里馳騁收斂成一個宅院，宅院的無數飛簷又指向著無邊無際的雲天。鐘鳴鼎食的巨室不是像榮國府那樣靠著先祖庇蔭而碌碌無為地寄生，恰恰是天天靠著不斷的創業實現著巨大的資金積累和財富滾動。因此，這個宅院沒有像其他遠年宅院那樣傳遞給我們種種避世感、腐朽感或詭秘感，而是處處呈現出一種心態從容的中國一代鉅賈的人生風采。
喬家大院吸引著很多現代遊客，人們來參觀建築，更是來領略這種逝去已久的人生風采。喬家的後人海內外多有散落，他們，是否對前輩的風采也有點陌生了呢？至少我感覺到，喬家大院周圍的喬氏後裔，與他們的前輩已經是山高水遠。大院打掃得很幹淨，每一個院落的冷僻處都標注著“衛生包乾”的名單，一一看去，大多姓喬，後輩們是前輩宅院的忠實清掃者；至於宅院的大牆之外，無數稱之為“喬家”的小店舖、小攤販鱗次櫛比，在鉅賈的腳下做著最小的買賣。
喬家，只是當年從多的山西商家中的一家罷了。其他商家的後人又怎麼樣了呢？他們能約略猜度自己祖先的風采嗎？
其實，這是一個超越家族範疇的共同歷史課題。這些年來，連我這個江南人也經常懸想：創建了“海內最富”奇跡的人們，你們究竟是何等樣人，是怎麼走進歷史又從歷史中消失的呢？我只有在《山西票號史料》中看到過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日生昌票號門外，為了拍照，端然站立著兩個白色衣衫的年長男人，意態平靜，似笑非笑，這就是你們嗎？
他們首先選擇的，正是“走西口”。口外，為數不小的駐防軍隊需要糧秣，大片的土地需要有人耕種；耕種者、軍人和蒙古遊牧部落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期待著一支民間貿易隊伍；塞北的毛皮、呢絨原料是內地貴胄之家的必需品，為商販們留出了很多機會；商事往返的頻繁又呼喚著大量旅舍、客店、飯莊的出現……總而言之，只要敢於走出去悉心尋求、刻苦努力，口外確實能創造出一塊生氣勃勃的生命空間。從清代前期開始，山西農民“走西口”的隊伍越來越大，於是我們在本文開頭提到過的那首民歌也就響起在許多村口、路邊：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實在難留。
手拉著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門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有話兒留：
走路要走大路口，
人馬多來解憂愁。
緊緊拉著哥哥的手，
汪汪淚水撲瀝瀝地流。
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只盼哥哥早回家門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苦在心頭，
這一去要多少時候，
盼你也要白了頭！
……我懷疑我們以前對這首民歌的理解過於浮淺了。我懷疑我們到今天也未必有理由用憐憫、同情的目光去俯視這一對對年輕夫妻的哀傷離別。聽聽這些多情的的歌詞就可明白，遠行的男子在家鄉並不孤苦伶仃，他們不管是否成家，都有一份強烈的愛戀，都有一個足可生死以之的伴侶，他們本可以過一種艱辛卻很溫馨的日子了此一生的，但他們還是狠狠心踏出了家門，而他們的戀人竟然也都能理解，把綿綿的戀情從小屋裡釋放出來，交付給朔北大漠。哭是哭了，唱是唱了，走還是走了。我相信，那些多情女子在大路邊滴下的眼淚，為山西終成“海內最富”的局面播下了最初的種子。
山西商人的全方位成功，與他們良好的整體素質有關。這種素質，特別適合於大規模的商業活動，因此也可稱之為商業人格。我接觸的材料不多，只是朦朧感到，山西商人在人格素質上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十分引人注目－－
其一，坦然從商。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沒有什麼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 其二，目光遠大。山西商人本來就是背井離鄉的遠行者，因此經商時很少有空間框範，而這正是商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本質差異。整個中國版圖都在視野之內，談論天南海北就像談論街坊鄰裡，這種在地理空間上的優勢，使山西商人最能發現各個地區在貿易上的強項和弱項，潛力和障礙，然後像下一盤圍棋一樣把它一一走通。
其三，講究信義。山西商人能快速地打開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結隊成幫的群體行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個人冒險。
其四，嚴於管理。山西商人最發跡的年代，朝廷對商業、金融業的管理基本上處於無政府狀態，例如眾多的票號就從來不必向官府登記、領執照、納稅，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約束，面對如許的自由，厚重的山西商人卻很少有隨心所欲地放縱習氣，而是加緊制訂行業規範和經營守則，通過嚴格的自我約束，在無序中求得有序，因為他們明白，一切無序的行為至多得力於一時，不能立業於長久。
以上幾個方面，不知道是否大體勾勒出山西商人的商業人格？不管怎麼說，有了這幾個方面，當年走西口的小夥子們也就像模像樣的做成了大生意，撣一撣身上的塵土，堂堂正正地走進了一代中國富豪的行列。
在這裡，我想談一談幾家票號歷史上發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人事糾紛，可能會使我們對山西商人人格構成的另一面有較多的感性瞭解。
最大的糾紛發生在上文提到過的日升昌總經理雷履泰和第一副總經理毛鴻〔歲羽〕之間。毫無疑問，兩位都是那個時候堪稱全國一流的商業管理專家，一起創辦了日升昌票號，因此也是中國金融史上一個新階導的開創者，都應該名垂史冊。雷履泰氣度恢宏，能力超群，又有很大的交際魅力，幾乎是天造地設的商界領袖：毛鴻〔歲羽〕雖然比雷履泰年輕十七歲，卻也是才華橫溢、英氣逼人。兩位強人撞到了一起，開始是親如手足、相得益彰，但在事業獲得大成功之後卻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個中國式的大難題：究竟誰是第一功臣？
一次，雷履泰生了病在票號中休養，日常事務不管，遇到大事還要由他拍板。這使毛鴻〔歲羽〕覺得有點不大痛快，便對財東老闆說：“總經理在票號裡養病不太安靜，還是讓他回家休息吧。”財東老闆就去找了雷履泰，雷履泰說，我也早有這個意思，當天就回家了。過幾天財東老闆去雷家探視，發現雷履泰正忙著向全國各地的分號發信，便問他幹什麼，雷履泰說：“老闆，日升昌票號是你的，但全國各地的分號卻是我安設在那裡的，我正在一一撤回來好交代給你。”老闆一聽大事不好，立即跪在雷履泰面前，求他千萬別撤分號，雷履泰最後只得說：“起來吧，我也估計到讓我回家不是你的主意。”老闆求他重新回票號視事，雷履泰卻再也不去上班。老闆沒有辦法，只好每天派夥計送酒席一桌，銀子五十兩。毛鴻〔歲羽〕看到這個情景，知道不能再在日升昌呆下去了，便辭職去了蔚泰厚布莊。
這事件乍一聽都會為雷履泰叫好，但轉念一想又覺得不是味道。是的，雷履泰獲得了全勝，毛鴻〔歲羽〕一敗塗地，然而這裡無所謂是非，只是權術。用權術擊敗的對手是一段輝煌歷史的共創者，於是這段歷史也立即破殘。中國許多方面的歷史總是無法寫得痛快淋漓、有聲有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於這種有代表性的歷史人物之間必然會產生的惡性沖突。商界的競爭較量不可避免，但一旦脫離業務的軌道，在人生的層面上把對手逼上絕路，總與健康的商業運作規範相去遙遙。毛鴻〔歲羽〕當然也要咬著牙齒進行報複，他到了蔚泰厚之後就把日升昌票號中兩個特別精明能幹的夥計挖走並委以重任，三個人配合默契，把蔚泰厚的商務快速地推上了台階。雷履泰氣憤難紓，竟然寫信給自己的分號，揭露被毛鴻〔歲羽〕勾走的兩名“小卒”出身低賤，只是湯官和皂隸之子罷了。事情做到這個份上，這位總經理已經很失身份，但他還不罷休，不管在什麼地方，只要一有機會就拆蔚泰厚的台，例如由於雷履泰的謀劃，蔚泰厚的蘇州分店就無法做分文的生意。這就不是正常的商業競爭了。
最讓我難過的是，雷，毛這兩位智商極高的傑出人物在勾心鬥角中採用的手法越來越庸俗，最後竟然都讓自己的孫子起一個與對方一樣的名字，以示污辱：雷履泰的孫子叫雷鴻〔歲羽〕，而毛鴻〔歲羽〕的孫子則叫毛履泰！這種污辱方法當然是純粹中國化的，我不知道他們在憎恨敵手的同時是否還愛兒孫，我不知道他們用這種名字呼叫孫子的時候會用一種什麼樣的口氣和聲調。
可敬可佩的山西商人啊，難道這就是你們給後代的遺贈？你們創業之初的吞天豪氣和動人信義都到哪裡去了？怎麼會讓如此無聊的詛咒來長久地佔據你們日漸蒼老的心？
也許，最終使他們感到溫暖的還是早年跨出家門時聽到的那首《走西口》，但是，龐大的家業也帶來了家庭內情感關系的複雜化，《走西口》所吐露的那種單純性已不復再現。據喬家後裔回憶，喬家大院內廚房偏院中曾有一位神秘的老嫗在幹粗活，玄衣愁容，旁若無人，但氣質又絕非傭人。有人說這就是“大奶奶”，主人的首席夫人。主人與夫人產生了什麼麻煩，誰也不清楚，但毫無疑問，當他們偶爾四目相對，《走西口》的旋律立即就會走音。寫到這裡我已知道，我所碰撞到的問題雖然發生在山西卻又遠遠超越了山西。由這裡發出的歎息，應該屬于我們父母邦的更廣闊的天地。
當然，我們不能因此而把山西商人敗落的原因，全然歸之於他們自身。就一二家舖號的興衰而言，自身的原因可能至關重要；然而一種牽涉到山西無數商家的世紀性繁華的整體敗落，一定會有更深刻、更宏大的社會歷史原因。
商業機制的時代性轉換固然是一個原因。政府銀行的組建、國際商業的滲透、沿海市場的膨脹，都可能使那些以山西腹地幾個縣城為總指揮部的家族式商業體制受到嚴重挑戰，但這還不是它們整體敗落的主要理由。因為政府銀行不能代替民間金融事業，國際商業無法全然取代民族資本，市場重心的挪移更不會動搖已把自己的活動網絡遍佈全國各地的山西商行，更何況龐大的晉商隊伍歷來有隨機應變的本事，它的領袖人物和決策者們長期駐足北京、上海、武漢，一心只想適應潮流，根本不存在冥頑不化地與新時代對抗的決心。說實話，中國在變又沒有大變，積數百年經商經驗的山西商人在中國的土地上繼續活躍下去的餘地是很大的，即便到了今天，我們仍然很難斷言中國已經進入了一種全新的商業文明，換言之，如果沒有其他原因使晉商敗落，他們在今天也未必會顯得多麼悖時落伍。
那麼，使山西商人整體破敗的根本原因究竟在哪裡呢？
我認為，是上個世紀中葉以來連續不斷的激進主義的暴力沖撞，一次次阻斷了中國經濟自然演進的路程，最終摧毀了山西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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