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歷史位置
【園丁按】
好友轉來＜余英時：從中國史的觀點看毛澤東的歷史位置＞這篇文章，理路清晰，評論中肯，畢竟名家手筆，不同凡響。
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1930年生。美國哈佛大學博士，曾師從新亞書院錢穆先生、哈佛大學楊聯升先生。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他著作等身，作育英才無數。
2006年獲頒有「人文學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Kluge Prize)。
2014年獲頒第一屆唐獎漢學獎。
全文如下：
歷史人物的評價本是一件最困難的事情，而論斷一個剛剛走進歷史的人物則尤為不易。中國人所常說的“蓋棺論定”其實大有斟酌的餘地。這句話的本意不過是說人的言行表現至死而告終結，不再能有反復而已。但對於死者的看法則往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才能得到“定論”，而且既“定”之後，仍難保不再發生反案的情況。我首先聲明這點意思，以表示本文關於毛澤東的評論只是個人的一種偏見，絕不敢自視為“定論”。
毛澤東對於現代中國的影響之大已是一個無可置疑的歷史事實，但這種影響的性質究竟如何則迄今尚在討論的階段。回顧自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以來的輿論變遷，我們不難發現一個極顯著的客觀趨勢，即中國人對毛澤東的評價（包括中共官方在內）是愈來愈低；而且這一趨勢還在繼續發展之中。這裡便透露出一個極值得注意的消息：毛澤東和其他二十世紀的大獨裁者如希特勒、史達林一樣，其生前那種使人不可逼視的“偉大”，完全是由現實的權勢所烘托出來的。權勢隨生命以俱去，剩下來的只是一片空虛。不但如此，毛澤東的死後命運較之希特勒、史達林尚還有不如。
此中關鍵即在於他是中國人而不是西方人。西方有英雄崇拜的傳統，希、史兩人雖各在人間留下不少罪孽，而依西方的標準言，終不失為“英雄”，因此自有其可資後市欣賞之風姿。中國的傳統則不重視英雄，對死者的情感端視其人是否留有足夠的德業可供人去後之思。這恰好是毛澤東生命中最薄弱的一個環節。思念他的人當然也是有的，像江青、姚文元以至汪東興、陳永貴之流，凡是在他生前得過好處的人現在自然會對他倍加懷想。但是這些“攀龍附鳳”的人畢竟只是極少數。以中國十億人口而言，毛澤東最後二十年中對他們所留下的記憶除了災害與苦難之外實在別無他物。如果我們承認歷史人物的評價是和絕大多數人心分不開的話，那麼毛澤東的終極的歷史命運是不能樂觀的。
在這篇短論中，我不準備、也不能全面地評論毛澤東的功過問題。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我只想是從中國史的觀點來估定毛澤東的歷史位置。毛澤東在生前一直以“革命”為標榜；通過他的一些極左的言論，他更在世界舞臺上擁有一個最徹底的革命領袖形象。但是如果我們稍稍留心這四年來中國大陸所不斷暴露出來的有關毛澤東晚年的言行，我們便不能不承認毛澤東最後並沒有跳出中國傳統的政治格局的限制。而且更不幸地，限制著他的正是中國政治傳統中的那一部分——君主專制。所以他晚年依仗的不再是正式的官僚系統而是相當於傳統的宦官、外戚之流的勢力：如康生正是魏忠賢型的人物，而江青和她的黨羽自然是諸呂、諸武一流的勢力了。以行為而論，中國歷史上的昏暴之君的特徵如遠賢臣、親小人、拒諫飾非之類，毛澤東實無一不備，而且其程度則遠過之。因為他所掌握的集權主義的權力結構是傳統帝王所望塵莫及的。
我並不是說，毛澤東一切的思想與行為都在中國傳統的籠罩之中。他確有其革命性的一面，而且是一個最徹底否定傳統的革命者。但這只限於他在自覺的思想狀態之下為然。在潛意識裡他則不折不扣地是傳統的俘虜。傳統的一面在他早年的詩詞中已有清楚痕跡，不過一直要到一九四九以後才全面地爆發出來。阿克頓（Lord Acton）的名言：“權力腐蝕人，絕對的權力則絕對腐蝕人”到現在為止依然是一個有效的政治原理。
一九四九以後，在絕對權力的腐蝕之下，革命的毛澤東逐漸讓位于傳統的毛澤東了。這絕不僅是他個人的問題，事實上環繞在他周邊的幾乎沒有人不把他當作開國皇帝那樣奉承。不說別人，當我們讀到許多有關周恩來如何“忠於毛主席”的小故事，我們首先想到的便是他們之間只有傳統的君臣關係，而不是革命同志的關係。中國大陸上這幾年來才開始反省中國“封建”傳統何以如此根深蒂固的問題，實在未免遲了一步了。
目前中共官方對毛澤東的態度十分矛盾：一方面他們為了應付黨內的困難不得不推崇他，但另一方面為了重新建立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威信又不得不批判他晚年的一切作為。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於是大體上把毛澤東的政治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即開國有功、建國有錯、文革有罪。
現在我們先談談應該怎樣估價他的“開國之功”。今天中共的領導人包括鄧小平在內都強調“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句話正確與否是要看我們如何理解“新中國”這個名詞。如果說“新中國”是指中共政權統治下的中國，那麼這句話當然是不錯的。但是如果所謂“新中國”涵蘊著一種價值判斷，以為沒有毛澤東則中國今天將仍然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那麼這個論斷則是很成問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舊式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在迅速的衰落之中，代之而起的是蘇俄的新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所以，亞非地區大大小小無數的舊殖民地或被壓迫的民族都一個個地獲得了解放、並建立了新的國家。中國人民近百年來一直在尋求國家民族的獨立自主之道，毛澤東當然也是其中之一人。但是在第二次大戰之後，中國事實上已擺脫了舊帝國主義的直接壓迫，而且至少在名義上已成為聯合國的“五強”之一。毛澤東所建立的“新中國”只有對中國共產黨才是有開天闢地的意義；對於中國人民而言，則不過是一個新的政權而已。這個新政權的成立頗藉助於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巨大力量，可是中國之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卻並不是從一九四九年才開始的。從建立現代國家這一方面說，毛澤東的業績不但沒有超越過孫中山，而且也比不上甘地、尼赫魯在印度獨立運動上的貢獻。客觀地分析，毛澤東的“新中國”在社會革命方面所表現的意義是遠大於民族革命的。
毛澤東接受了“五四”以來反傳統的思想洗禮；在自覺的層面，他是和傳統全面決裂了的。但是，我在前文已指出，毛澤東並沒有真的跳出傳統的藩籬。以思想的內容而言，他是反“封建”的。但以思想的方式而言，他卻把“封建”發展到了從來未有的高度。換一個角度，我們也可以說，他所運用的建築材料全是新穎的，而他所想建造的地上天國則依然是陳舊的。正因為如此，他的“新中國”竟成為“封建主義”無限氾濫的重災區。這樣的國家對於絕大多數的中國人而言是沒有“新”的意義可言的。
由此可見，就毛澤東的所謂“開國之功”而言，中國共產黨的官方評價和一般人民的評價是大有距離的。這和漢代朝廷與民間對漢武帝的評價之截然異致，先後如出一轍。漢宣帝要頌揚漢武帝開邊的功德，特別下詔為武帝立廟作樂。但是當時有一位儒生夏侯勝竟持異議，他認為武帝雖有廣土斥境之實，其代價則是“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總結一句話，武帝“亡德澤於民，不宜立廟樂”。（見《漢書•夏侯勝傳》）中國人對於歷史人物的尊重向來只注重一個標準，就是看這個人對人民有沒有“功德”、是不是“遺愛在民”。讓我們再舉秦始皇為例。《三國志•王朗傳》注引“朗家傳”雲：“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
經過兩漢三四百年之久，何以會稽獨祀秦始皇？這當然是因為始皇曾於三十六年（西元前二一一）上會稽、祭大禹，又在會稽山上留下了著名的石刻文字。始皇和會稽有此一段香火之緣，因此後世民間對他還有所紀念。不過對整個中國而言，始皇畢竟是“無德之君”。王朗為會稽太守而禁民祭祀，其實也還反映了多數中國人的想法。秦皇、漢武誠然“略輸文采”，但這兩個人在毛澤東的心中仍然佔有了重要的位置。
從對人民有“功德”的觀點看，毛澤東顯然並不能勝過這兩人。尤其是漢武帝，晚年曾下輪台詔，自悔其好大喜功、殘民以逞的種種作為，這更是我們在毛澤東身上找不到的品質了。
最後我也想略說幾句關於毛澤東的“錯誤”與“罪惡”的問題。這一方面，許多人都已說過了，以後也還會有人繼續深入地發掘。我只想把他和另一個歷史人物作一對比，這就是他生前曾欣賞過的曹操。從我們今天的觀點看，曹操絕不是一個反面人物。毛澤東一度表現過向曹操認同的意味，這大概是因為曹操不但有武功，而且還有文采，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緣故。毛澤東的文學修養自然不能與曹操相提並論，但是他確是“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以性格和才力而言，這兩人都有不同。曹操畢竟生在漢末，雖然不信“天命之事”，尚非肆無忌憚之人。他至少還相信歷史上尚有周公這種偉大的人格存在（見他的《述志令》）。毛澤東在極端過激思潮的激蕩之下，則早已流入虛無主義一路。
據服侍他的人所寫的一篇文字，他熟讀歷史，但是完全不相信歷史上有什麼光明磊落的一面。他留心的大概都是權謀機詐一類的東西。他以自己的心度古人之腹，因此認為歷史記載都是假的，都不足信。史書中當然有虛飾，這是古今中外皆然的。可是如果一個人過分地發展虛無史觀，滿眼看去只見到“髒唐臭漢”，那麼他便不可能對人性有任何信心，也不可能對人類未來抱什麼理想。而毛澤東便恰好是這樣一個人。
再以才力言，兩人也迥不侔。許子將說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大約可算得確評。但毛澤東則只是亂世奸雄而非治世能臣。以奸雄言，曹操遠不是毛澤東的敵手；以能臣言，毛澤東卻是連影子也沒有。但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根本不曾為能臣，他終其一生只欣賞“人與人鬥，其樂融融”的奸雄境界。
但是毛澤東和曹操在中國歷史上所造下的最主要的罪惡則屬於同一性質的。顧炎武評曹操說：“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跅弛之士。觀其下令在三，至於求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於是權詐迭進，奸道萌生。……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日知錄•兩漢風俗》條）毛澤東由於無知所犯下的種種錯誤如“大躍進”、“人民公社”、“全民煉鋼”都還是有形的、也是比較容易補救的。唯有他為了遂一己奪權之私，不惜玩弄純潔的孩子們，搞所謂的“文化大革命”這一絕大的騙局，使大多數中國人今天都對中共政權基本上失去了信心，更使青年們對一切理想主義都不再發生興趣，則幾乎可以說是一個無可救治的精神崩潰症。
一九四九年的時候，中國人因為望治心切，曾對毛澤東和共產黨寄過深望，尤以知識份子為然。他們之中絕大多數人都不惜犧牲個人的利害、拋棄個人的尊嚴，以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行列。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之前，中國社會上的一般風氣確是比較淳厚質樸的。但是毛澤東卻一再地欺騙他們、整治他們，並以搞“陽謀”而沾沾自喜，終於把這樣一筆最寶貴的精神資源完全糟蹋掉了。根據我個人這幾年來的體察，現在中國老一代的人大多是以平靜的心情等待生命的終結，中年一代是有的彷徨苦悶，有的隨世浮沉，年輕的一代則或者腐化頹廢、或者憤世嫉俗、或者各謀一己的前程。總之，大陸上的中國人顯然已失去了中共建國初期的那種共同的熱情和理想。不但一般人民如此，中共的幹部也不例外。三十年前“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者今天已多墮落成保權保位、有家無國的官僚了。追源溯始，造成這一彌漫在全中國的精神崩潰症，毛澤東是不能辭其咎的。
借用顧炎武的話說，“毀方敗常之俗，毛澤東一人變之而有餘”。這當然並不是我故意誇大毛澤東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事實上，我們可以這樣來看問題：單從權力的性格來說，毛澤東生前所擁有的威勢主要是建立在兩個歷史憑藉上面，一是明、清以來惡化了的皇權傳統，一是近代西方傳來的極權的政黨組織。前者構成其權力的實質，後者提供了權力的結構。毛澤東既是中共領導階層中傳統觀念最濃厚的一個人，又恰好佔據了這一權力結構的樞紐位置，他之所以能把中國弄得天翻地覆是絲毫不足為奇的。
以上我從中國史的觀點對毛澤東所扮演的歷史角色略作說明。我所引的秦始皇、漢武帝和曹操三位都是毛澤東生前曾在不同階段與不同情況中發展了自我認同的歷史人物。他與這三人都各有異同，未可一概而論。但大體言之，所同者在過失方面，所異者則在功德方面。從文化精神言，前三人是肯定與否定兼而有之，毛澤東卻代表了一種純否定的精神。這大部分是時代的悲劇造成的，卻不能完全歸咎於他個人了。在結束本文之前，我還要補充一筆，中國史上和毛澤東的形象最相近者則是明太祖。我在七年多以前已一再指出毛澤東曾有意模仿朱元璋。就性格言，兩人尤為肖似，都是陰狠、猜忌、殘暴兼而有之。除了語錄、紅衛兵、整肅幹部，以及因自卑感而迫害知識份子等仿製品之外，毛澤東師法朱元璋有時甚至到了亦步亦趨的境地。例如他所提出而在大陸上一度廣為宣傳的口號：“挖深洞、廣積糧、不稱霸”便完全是抄襲朱元璋的“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按：這是朱元璋克徽州後，由儒生朱升向他提出的。見高岱《鴻猷錄》卷二“延攬群英”條）這樣明顯的模仿頗足說明毛澤東向朱元璋認同的深度遠在前三人之上。這為心理史家（Psycho-historian）分析毛澤東的歷史人格提供了極有意義的線索。
我很盼望將來有專治心理史學的人在這一方面作深入的探究。
我要補充的是明朝是中國專制君主制度腐化惡化的開始，毛澤東要學一定是研究了中國歷史後覺得心有戚戚焉而從惡如流。明太祖是中國自古以來第一個以無產階級出身而登上皇帝寶座的，也是第一個濫殺有功大臣的皇帝，他手下隨他建功立業的胡維庸、宋濓、李善長、藍玉等都被他殺掉，毛澤東則有過之而無不及。清朝並未亂殺功臣，所以毛澤東是第二個。
【啟示錄】
「毛澤東最後並沒有跳出中國傳統的政治格局的限制…他所掌握的集權主義的權力結構是傳統帝王所望塵莫及的」卻是見解獨到。
他說「中國的傳統則不重視英雄，對死者的情感端視其人是否留有足夠的德業可供人去後之思。這恰好是毛澤東生命中最薄弱的一個環節。」
中國的傳統則不重視英雄這句話是有問題的，我們的民族英雄諸如：祖逖、文天祥、岳飛、戚繼光…受到國人景仰，載於史冊。
「中共於是大體上把毛澤東的政治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即開國有功、建國有錯、文革有罪。」：此文用史實證明所謂有功，僅限於對中國共產黨而言的，和一般人民的評價是大有距離。
「現在中國老一代的人大多是以平靜的心情等待生命的終結，中年一代是有的彷徨苦悶，有的隨世浮沉，年輕的一代則或者腐化頹廢、或者憤世嫉俗、或者各謀一己的前程。」
這種觀察也是與事實大有距離，就我所知，定義不同世代中國人的心情，事不可能的任務。
我們不妨將所謂的中國人比喻為集居在金字塔型高樓，不同樓層的人所組成的群體，它們由於居住環境、年紀和教育水準的不同，各有各的看法和想法，變幻莫測難以捉模，硬把他們歸之於灰色的三代，無法解釋大陸崛起的現象。
毛澤東的過中之功：毛澤東曾發動農民鬥爭地主，再分田給農民，最後用人民公社手法把所有土地收歸國有，無意中替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開闢了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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