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的詩
【園丁按】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今浙江省寧波餘姚市）人。幼名雲，字伯安，號陽明子，諡文成，人稱王陽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書法家兼軍事家、教育家，也是陸王心學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釋、道三教，而且能夠統軍征戰，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全能大儒。因晚年愛越城東南二十里之會稽山陽明洞，築室以居，自號陽明子，學者乃稱陽明先生。
贛南師範大學文學院王利民教授，對陽明學有深入研究，為便於閱讀，稍作整理如下：
王陽明的詩歌創作經歷了一個由狂入聖的過程。這個過程和他在學問上的變化大略相似並基本同步。
黃宗羲稱陽明“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從氾濫於辭章到遍讀朱熹之書，循序格物而不得入門，遂長時期出入於佛老，及至龍場才恍然神悟，認識到“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又稱陽明“學成之後又有此三變”（《明儒學案》卷十），先以默坐澄心為學的，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居越以後，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陽明詩歌也有三變。每階段彼此之間並非了不相涉，而是各有所重，各有其性格的表現及風格的呈現。
湛若水稱王陽明早年有“五溺”，即耽迷于任俠、騎射、辭章、神仙和佛氏。陽明“五溺”時期的詩作呈現的是狂者的風神氣韻。
王利民認為有關任俠和騎射的內容在陽明文集中完全不見蹤影。任俠和騎射是一體兩面的事，是陽明志學之年的喜好。那份英風豪氣流露在辭雄氣武的〈夢謁馬伏波廟題辭題詩〉中「銅柱折，交趾滅，拜表歸來白如雪。」。弘治十二年所作〈墜馬行〉開篇四句寫了出使邊關的經歷：
「我昔北關初使歸，匹馬遠隨邊檄飛。涉危趨險日百里，了無塵土沾人衣。」
嫻於騎射的形象呼之欲出。詩中「嘗聞所擅在文字，我今健如筆揮戈」兩句，是陽明此時馳騖辭章的寫照。(※擅字原缺，筆者妄加。)
王陽明自幼就有超越現實和自身有限性，而追求無限和不朽的氣魄，其立身行己超越於功名利祿之上，表現出強烈的超越性。王陽明的人生是儒道交叉的雙行道。道教之于王陽明，在詩歌創作中是脫俗境界的呈現，在實際生活中是通達仙境的階梯，是外在超越的途徑，不具有形而上的意義，也不是逃避是非不明的現實世界的療傷途徑。
龍場生死關口的啟悟，對王陽明的身心有很大的撼動，他經歷了一番從物我二元世界，契入一如天地的質的翻轉。跨過這一照見本心的關口，王陽明的生命破繭而出，在主體精神中重生，從此風光霎時有異，詩中也有了體道的圓滿之語、浩然之氣。〈霽夜〉在閒靜中體會萬物的律動：
「靜後始知群動妄，閑來還覺道心驚。」這種當體即是的“知”“覺”反映了與良知體驗的深刻相遇。其〈送蔡希顏三首〉其三以月映心：「悟後六經無一字，靜餘孤月湛虛明。」後一句內外通透，略似禪宗。孤輪獨照，本心如月，物我一如，朗然圓滿，寫出心學親證之境。
生死一發的孤危，逼顯出王陽明的良知說。王陽明致良知的功夫較之朱熹的格物致知更自然、更簡易，較之注重文字表述與邏輯分析的方法，它更傾向於通過體驗和直覺洞見事事物物中的天理，屬於簡捷方便的法門。因此，王陽明說良知的詩多為絕句。〈答人問良知二首〉、〈詠良知四首示諸生〉不厭其煩、反復申說的只是一個意思，即欲求本心，只在良知，其求端用力的要點在於反求諸己心。〈詠良知四首示諸生〉其四借用禪宗語彙澄清良知的理念，用佛家的酒杯來裝心學的醇釀：
「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缽效貧兒。」
良知是無聲無臭而慧心獨知的，是秘於己心而非喧騰眾口的，本自具足，不假外求，“獨”字落實於一己存在的內心體證。
王陽明重內聖而輕外王，輕現實而重超越。在江右階段，他雖然在行政和軍事上運作得很成功，但不以經綸之才自命，不以“馳騁于孫吳”自詡，毫無矜功自得之態，功愈高而心愈卑。他在崇義等地創作的戰伐諸詩，處處有意貶低自己的事功能力和意願，一再說“將略平生非所長”（〈丁醜二月征漳寇進兵長汀道中有感〉）、“百戰自知非舊學”（〈聞曰仁買田霅上攜同志待予歸二首〉其二）、
“深慚經濟學封侯，都付浮雲自去留”（〈懷歸二首〉其一）。
在他看來，立功封侯不過是征逐虛名，經世濟民的業績也是浮雲。這是在消減人所稱羨的功名事業的熱度，凸顯“山中古洞”“鐘山舊草堂”等精神別業的高尚。王陽明身在風塵荏苒之際、兵戈戰馬之間，神馳於結廬浮峰之期、垂竿鑒湖之日。舉王陽明〈贛州詩三十六首〉為例，他此時的詩中有多重的聲音，一種是提兵平寇的凱歌，一種是山田野老的農歌，一種是蘿月松風的夢囈，還有點瑟童冠的吟哦。或者說，其中有多重世界，一個是熱血的戎馬世界，一個是平和的農耕世界，一個是清涼的山林世界，前二者活現在眼前，氣暢一時，後者則存在於夢想和憶念之中，落盡繁華。行動的世界背後浮現著靜觀的世界。王陽明並不擔心筆下甲馬兵戈與漁笠農簑的扞格，他將旌旗鼓角的意象與山田賈舶的景致相銜接，是為了說明他為和平而征戰、為民痍而興兵的正義性，顯示他滿腔的惻隱之心。如〈回軍上杭〉：
「南國已忻回甲馬，東田初喜出農簑。溪雲曉度千峰雨，江漲新生兩岸波。」
時雨洗刷了兵戈上的血痕，賈舶載走了思民瘼、念瘡痍的心靈包袱。〈喜雨三首〉其一：
「即看一雨洗兵戈，便覺光風轉石蘿；順水飛檣來賈舶，絕江喧浪舞漁蓑。」
他在兵事的書寫中不忘注入“仁”的元素；戎馬倥傯之際，不忘尋覓山林野性。〈聞曰仁買田霅上攜同志待予歸二首〉其二：
「月色高林坐夜沈，此時何限故園心；山中古洞陰蘿合，江上孤舟春水深。」 「百戰自知非舊學，三驅猶愧失前禽；歸期久負雲門伴，獨向幽溪雪後尋。」
洞門煙月、雪後幽溪的描摹，歸農之興、故園之心的吟詠，保全了他那高人雅士灑落無塵的審美形象。
王陽明作為命世人豪，學本一心，人們聽其言，觀其行，讀其文，對這樣獨立天地間的“百世之師”自然有近于聖人氣象派頭的預設和想像。但如果僅用聖賢形象的模子來衡量他詩作中的主體表現，就容易帶來閱讀的盲區或誤區。王陽明一生通明高爽，但又在從事抑或放棄公共事務的抉擇之間掙扎。元明時期，文人多以隱逸為高、以野處為尚，風氣如此，陽明也濡染此風。而且為了對治世人欲望之激擾不寧，他不厭其煩地表達隱逸理想。相較於道教修煉，隱逸山林的願望表達更普遍地存在于陽明詩歌中。他雖然有俠骨豪情，卻更欣賞孤舟聽雨的蕭疏情味。〈次魏五松荷亭晚興〉其一表明隱逸之志道：
「入座松陰盡日清，當軒野鶴複時鳴；風光於我能留意，世味酣人未解醒。長擬心神窺物外，休將姓字重鄉評；飛騰豈必皆伊呂，歸去山田亦可耕。」
在王陽明早年，棲隱是和儒家孝悌觀念聯繫在一起的，而不是和慕道學仙相扭結的。如〈贈黃太守澍〉：
「惟縈垂白念，旦夕懷歸圖；君行勉三事，吾計終五湖。」
王陽明即世間而超世間，常常幻想著去追求不受限制的自由。但事實上他生活在塵世間，其詩中既表達了塵沙富貴、飛絮浮名的志節，也談到了養家糊口的俗累、妻子兒女的牽絆。如〈重遊開先寺戲題壁〉：
「中丞不解了公事，到處看山復尋寺；尚為妻孥守俸錢，至今未得休官去。三月開花兩度來，寺僧倦客門未開；山靈似嫌俗士駕，溪風攔路吹人回。」
〈廬山東林寺次韻〉：
「遠公學佛卻援儒，淵明嗜酒不入社；我亦愛山仍戀官，同是乾坤避人者。」
真實也是陽明詩的魅力所在。作為個性表現的主要載體，獨標風韻的陽明詩歌沒有被限制在心學的框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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