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儒 余英時
1. 余英時其人
余英時（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安徽潛山人，生於天津，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形勢危急，父親把七歲的他送回安徽省金城村老家，他在此度過美好的八年時光。兒時接受中國傳統私塾教育，童年時期，余英時家鄉安徽潛山發生新四軍高敬亭部屠殺三百鄉民的「二一五事件」。十四歲時，余英時又親眼目睹族兄遭新四軍殺害的屍體，在心中埋下恐懼的陰影。
1949年就讀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同年肄業轉赴香港，1950年起入讀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國學大師錢穆，1951年就在報刊發表文章，1952年畢業，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畢業後在香港的小學教書兩年；後來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師從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教授，受西方學術訓練並取得歷史學哲學博士學位，1959年在哈佛認識張灝。
歷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新亞中學校董會成員、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現為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並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國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
余英時桃李滿天下，於美任教期間，培養出許多史學學者，包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黃進興、陳弱水、康樂、王汎森、林富士，以及四川大學的羅志田等人。歷史學家，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院士，主攻中國思想史研究，是一位「追求純粹的學人」，他仍堅守傳統知識份子一種「單純的倔強」。
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在美國，是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唐獎的頒獎理由形容余氏「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份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已推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傳統學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與人生實踐，對此語做了最佳的現代詮釋。」
他自稱對政治僅只「遙遠的興趣」，但時常發文評論時政、文化，積極聲援兩岸民主運動及中國人權，包括香港、台灣的公民抗命。
余英時著作書籍部分包括中文27部，諸如，《近代文明的新趨勢》， .《民主制度的發展》，《民主革命論》，.《到思維之路》，《自由與平等之間》，分《文明論衡》，.《方以智晚節考》，《歷史與思想》，《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等，英文部 5部，論文更多。
2. 以天人合一看傳統中國的軸心突破
將中國軸心世紀的突破和西方作對比，余英時認為中國在突破後的超越精神世界是內向的，可以簡稱為「內向超越」，與西方突破後的「外在超越」是兩條不同的文化道路。中國的超越世界——「道」——是「天人合一」的產品，即由人將作為價值源頭的「天」收入「心」中，所以在「內」而不在「外」。
3. 談“士”與文化
(1)何謂“士”
他指出，“士”在古代主要泛指各部門展示的中下層官吏。儒家以孔子為宗主，就孔子家庭及其門弟子言之…足見其時士皆有勇，國有戎事，則奮身而起，不避免難，“士”屬文武兼備人才。
進入秦、漢之後，中國知識階層發生了一個最基本的變化，即從戰國的無根的“遊士”轉變為具有深厚的社會經濟基礎的“士大夫”。這個巨大的社會變化特別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士和宗族有了緊密的結合，我們可以稱之為“士族化”；二是士和田產開始結下了不解之緣，我們可以稱之為“地主化”或“恆產化“。孟子說”無恆產而有恒心者，唯士為能“，這話只能適用于先秦的遊士。漢代的士大夫，至少從漢武帝以後，則很少是沒有”恆產“的。
(2)士志於“道”
春秋戰國時期，以“道”自任的知識份子出現以後，首先便面臨著如何對待政治權威的問題。這個問題牽涉到兩個方面：從各國君主一方面說，他們在“禮壞樂崩”的局面下需要有一套淵源于禮樂傳統的意識形態來加強權力的合法基礎。從知識份子一面說，道統與政統已分，而他們正是道的承擔者，因此握有比政治領袖更高的權威——道的權威。 不過由於中國文化傳統不同，突破並沒有帶來天上王國與人間王國的清楚分野，耶穌與凱撒之間也始終無法劃明權責。故中國道統與政統之間的複雜關係也是別具一格的。西方國家與教會對峙的局面則從來不曾在中國史上出現過。不但如此，中國古代知識份子是從封建秩序中的士階層蛻化出來的，他們也不能像西方專司神職的教士那樣不理俗務。 知識份子代表道統的觀念至少自西元前四世紀以來已漸漸取得了政統方面的承認，在互相爭霸的形勢下，各國君主都儘量爭取具有聲望的知識界領袖，以增強自身的政治號召力。 從比較宗教學的觀點來看，戰國君主尊師重道主要說明一個問題，即政統需要道統的支援，以證明它不是單純地建立在暴力的基礎上。更重要地，在西元前四世紀至前三世紀這個歷史階段中，幾個主要國家如齊秦魏趙燕都有統一天下的雄圖，他們當然更需要在武力之外發展一套精神的力量了。 中國傳統知識份子的若干基本特徵都已在此時露其端倪。 第一，在理論上，知識份子的主要構成條件已不在其屬於一特殊的社會階級，如封建秩序下的士，而在其所代表的具有普遍性的道。 第二，中國的道源於古代的禮樂傳統；這基本上是一個安排人間秩序的文化傳統。其中雖然也有宗教的意義，但它與其他古代民族的宗教性道統截然不同，因此中國古代知識份子一開始就管的是凱撒的事。 第三，知識份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勢更尊。 第四，由於道缺乏具體的形式，知識份子只有通過個人的自愛自重才能尊顯他們代表的道。此外別無可靠的保證。 統一天下之後……法家不師古，歷史文化傳統對他們而言沒有真實意義。
(3)談文化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主要是精神生活方面的事，如思想、學術、宗教、藝術之類，而關鍵尤其在“方式”二兩個字上。如果用結構功能派社會學的名詞，即相當於“文化系統”，大致以規範與價值為主。一切民族都有大致相同的精神生活，如：宗教、學術、藝術之類，但“方式”個有不同。
在四十年代末期有什麼客觀的因素（如經濟）決定著中國人非依照蘇聯的方式組織國家不可呢？分析到最後，我們恐怕不能不承認這是文化的力量。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思想從十九紀末葉便不斷地從西方傳到了中國。由於中國文化的價值取向偏於大群體，近代知識份子比較容易為社會主義的理想所吸引。這種觀念一旦征服了許多中國知識份子的心靈，自然便進一步成為他們行動（革命）的指南針。以俄為師”或“向蘇聯老大哥學習”從此便成了天經地義的“真理”。所以中國今天具有這一特殊的國家社會體制，追源溯始，應該說是文化思想的力量。 必須說明，我在這裡只是揭開歷史發展的真相，並不表示任何價值判斷。
文化作為一種精神力量，在今天顯然是無法否認的。放眼全世界，我們到處都看到宗教力量在復活，民族主義（也就是每一民族的文化傳統）在抬頭。這些都是 “文化”推動歷史的證明。
4. 蘇曉康談余英時
《上報》2021/08/06刊出蘇曉康〈忽到龐公棲隱處──記余英時先生〉長文，摘要如下:
(1) 人世的精神力量可解人的困境
一九九四年夏季，有一天余英時先生叫我去他府上，他剛從台灣回來。我被崩潰感籠罩，已有年餘，前景一片空白，又求神求佛都不應。先生為我指點迷津：人的困境只能求援於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蘊藏在文化傳統中的無數先人積累的巨大資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與綿長的人類活的生命接榫。這種活的生命，也只隱然昭示在極少數被現代人所不屑一顧的「文化遺民」的蹤跡裡。
那次在余府我又同余先生談了近六個小時，旁及人生和學術諸多話題。先生說我：你靜心修煉幾年，會成完全另外一個人。他說，為中國憂慮的人常常會遭遇大不幸。你要從困境中擺脫出來，跳出來你才更理智清醒，纏在裡面不好。要有長期準備了，也許是一輩子沒有盡頭的，從最壞處著眼，期望不要過高，你才不至總被失望擊倒。去同歷史上的優秀人物接通心靈，充實自己。陳寅恪四九年後就是在極度的悲苦中只寫心史的。我想談陳寅恪，先生則對我談了很多梁啟超，他說，超越自己的過去不容易，梁啟超就是靠接受新知不斷超越自己，後來康有為都說「我不如卓如」。
(2) 士魂商才
余英時的「士魂商才」，就是中國版的韋伯「新教倫理」，講的都是一種正派商業精神，中外皆然，據余英時先生的統計，在明代二百多年數以百計的商人傳記中，「棄儒入賈」的比例幾乎十之八九，另一方面，同一時期的儒家學者（包括思想家和文學家）之中，出身於商人家庭的也占了一個很高的比例。比如李漁，在李漁優雅的生活背後，是其「家素饒，其園亭羅綺甲邑內」的優渥。
(3) 市場經濟形成
大體來說，市場經濟之下，必須經過一個很長的法制形成過程、銀行系統完備過程、保險制度完備過程、必要適量的福利制度完備過程等等，才可能把傳統的權力交換徹底轉換為市場交換，其間無數的社會化細節大概要費百年歲月，才能漸進完成，而且還必須在一個風調雨順、安定的百年裡。由此而見，中國的一切，最終還是歸結到不能激進，余英時的歷史觀在此便尤其顯出深刻。
(4) 高行健的演講稿
高行健的演講稿出來，我立刻傳真給余府，余先生隨之來電話說「真好，不卑不亢，有自信」，並移用蘇東坡句，稍改兩字贈高：「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今已破天荒」，非常精當。
(5) 獲克魯格獎
二○○六年底余英時獲克魯格獎。余英時的眼光，實非眼下一般中國學人所能比肩者，在於他視此獎為「西方社會如今更平等的看待中國這種古老文化」、「是真正有興趣脫離『西方為中心』的思維」，這種虛懷若谷，乃儒家真道，他的感言也是對中國傳統的一次重估：第一、中國傳統是「軸心時代的原創超越」；第二、在與早期印度佛學和晚近西學的比較中認識中國傳統，摒棄「中國中心主義」；第三、中國的「朝代循環」不似西方模式；第四、中西文化、價值的重疊、共識多於對抗。這麼高屋建瓴的概括，中國學人中無第二人可為，其支撐不僅在學養，更在心胸氣度，即一種態度，從余的身手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失落的更是一種態度。
(6) 尊崇兩人
從這裡也可窺見余的學養何以圍繞、尊崇兩人：陳寅恪和胡適，前者長於印度佛學東漸中土的學識，後者則慧識於晚近西學東漸，此相距兩個千年的文明演化，昭示中國傳統應對變局、順應大勢，皆依據內在感悟到的人類共通價值，而這也是余英時堅守人權、人道、民主價值的根柢。
近六十年中土的變局，則是傳統衰微而沉渣泛起，一百餘年中土應對變局唯有激進之道，終於是耗盡自我精粹而又未得普世真道，兩相落空，直面此情境，余英時潔身自好，凜然拒斥一切誘惑。他一直講兩個字：「骨氣」。
(7) 十年隱
余英時為文稱八九年以來是「天地閉、賢人隱的十年」，此句出自《易經》，他說此話如今只對那些不識時務的知識人才有意義；在早已無「神」的「神州」，知識分子被「先鋒隊」視為「亂源」，「墨儒名法道陰陽，閉口休談作啞羊」，陳寅恪一九五三年的詩句復見於新千禧年伊始之際，這不是「天地閉、賢人隱」又是什麼？感恩節前陳淑平告訴我，余先生的表妹張先玲，兒子王楠在「六四」被打死於天安門廣場的一個母親，要來美國探親了，他們約在華盛頓見一面。節後余先生來電話：「告訴你一件奇聞，這次見了張先玲才知道，她的妹妹原來是丁關根的太太，也就是說，這個丁關根居然是我的表妹夫，不過我完全記不得張先玲下面還有一個小妹妹，五十多年前我在他們家住過一年，對她還有一點模糊印象，他們桐城張家，出過兩個宰相的。這事只告訴你一個人，不能傳出去啊。」──我守口如瓶十幾年，從未向外洩露這個祕密，今天已時過境遷。那年秋天余先生從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訪問歸來，我們在電話上聊起大陸暴富風景，他說他對民主制度在中國，短期內已不做預想，我估計他的失望也包括近來台灣的亂局，那麼我問他，難道中共就此穩坐下去了？「我想，大概要等那一代人都走完了才行，就像蘇聯，恐怕是要七十年的，放心，你是可以看到的，我則看不到了……」他說。
(8) 余英時故居
去年深秋，有人從國內帶來一套「余氏老宅」的照片給我，起初我想沖洗出來，寄給普鎮余府，出去找到最近一家照相館，未料那裡的設備偏偏壞了，我也沒去再找一家。回家跟傅莉商量，她則一再勸阻我：「你去打擾余先生幹啥？他已經打消了回家的念頭。」據捎來照片的人講，安徽潛山的余氏老宅，現已定名為「余英時故居」，作為當地旅遊資源而整修裝潢一新，照片可見於故居正堂上高懸「五世同堂」、「七葉衍祥」匾額，乃乾隆御賜；另有一間屋子上懸掛「余英時主臥室」字樣。這就是余先生文墨中常常寫到的「潛山縣官莊鄉」，「在群山環抱之中，既貧困又閉塞，和外面的現代世界是完全隔離的。官莊沒有任何現代的設備，如電燈、自來水、汽車，人民過的仍然是原始的農村生活」，「我的八、九年鄉居使我相當徹底地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而由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直覺瞭解對我以後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有很大的幫助。」
(9)傷心最是故鄉情
余英時從那個山鄉走出來，再也沒有回頭。聊天時他跟我說，一九七八年他曾隨美國學術代表團訪華，看到的是「城郭如舊人民非」，他發誓不再踏上那塊土地。
那個皖南青年，從那山鄉走出來，在改朝換代之慘烈變局中，極偶然地逸出中國本土的大崩壞，先香港後美國，經西方教育系統訓練，造就成為當今中國人文第一人。而且，他從此沒有鄉愁，到晚年常說一句話：「我在哪裡，哪裡就是中國。」
那叢林中的余府，後來竟門庭若市，訪客絡繹不絕，無論天涯海角，名士布衣；我也聽說，大陸從政府到學界，常常有各層級的人物希望造訪余府，也都不會被拒絕；其間自然少不了安徽乃至故鄉潛山的「父母官」們，竭盡全力邀請他衣錦還鄉，「哪怕給故居寫幅字留個紀念」（後來余太太轉告我「余氏老宅」照片也傳到他們手上），卻從未如願。
在另一端，余英時又是出名的「慷慨」，誰求他寫序也都會如願，其中有的人他從來沒見過，序言多到出版了一本《會友集》。他說這是「人情味」，中國文化的一大要義。對於中國大陸，他別有一種情懷，僅僅講過一次，是藉周亮工《因樹屋書影》中的一個佛教故事，說一只鸚鵡見山中大火，「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因為「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我每次讀到這裡，都會眼眶潮濕。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余英時《中國文化的重建》，蘇曉康〈忽到龐公棲隱處──記余英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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